[编者按] 新冠疫情自2020年初全面爆发，直至2022年的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城市生活和城市运行，暴露出大到区域资源配置，小到城乡社区空间管控的太多深层问题，着实给城乡规划学科上了一课。城乡规划学者责无旁贷地需要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将此议题与学科发展关联并积极进行创新思考及探索，以促进城乡规划学科持续发展。为此，本刊编辑部以“新冠疫情给规划学科补了一堂什么课？”为主题组织学术笔谈，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武汉全面爆发，对城市的公共卫生与医疗防御系统提出了巨大挑战。这场大流行的影响至今仍在持续，严重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生活工作及身心健康。2022年3月，疫情席卷上海，与早期武汉疫情相比，此轮疫情的传播速度更快、隐匿性更强，并暴露出城市应急生活物资供应与食物安全保障方面的问题。

19世纪中叶欧洲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出现与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健康城市、韧性城市等的研究与实践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从两年多来国内新冠疫情防控及其产生的次生灾难来看，防疫中的核心问题、关键矛盾是由于简单、僵化、无序的应对治理体系造成的，而并非主要是城市规划的责任。

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城市空间和居民生活空间关系的新情境。“封城”或社区封控等措施在防止疫情传播方面卓有成效，但也带来许多问题，诸如生活服务需求难以满足、户外活动时间减少、体力活动及社交活动不足、居民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以及生活满意度普遍下降等。新冠疫情之下，居民活动空间集中在家及其社区之内，家庭、社区与城市的各种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城市生活空间的契机。

自2019年底起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格局。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加强超大特大城市治理中的风险防控”，下面就城乡规划学科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谈几点不成熟的认识。

2022年3月以来，上海等地连续遭受新冠疫情侵袭，社会正常运行受到很大冲击。笔者所在的武汉也曾在2020年遭受新冠疫情影响，常态化防控持续至今。作为目前人类在新世纪所遭遇的最大疫情，新冠病毒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疫情防控极具空间性，无论是“封城”、隔离还是社区防控，均以空间为载体。城市规划工作以空间为核心工作对象，以塑造城市空间为己任。

新冠疫情肆虐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武汉、西安、上海等城市先后经历了病毒的大规模侵害，采取了以社会隔离为主要措施的抗疫对策。城乡规划工作者积极参与其中，就城乡规划与疫情防控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例如笔者在2020年3月《中国土地》上就发表了题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引发的国土空间规划思考”）。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透过疫情中的种种现象，审视城乡规划学科，我们到底应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引发怎样的思考？

新冠疫情期间物流体系运作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2022年4 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并部署十项重要举措；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汇报，要求进一步打通堵点、畅通循环；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强调，要组织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保障城市核心功能运转，稳控安全生产形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肆虐已经进入第三年，带来了巨大的健康威胁与经济损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持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空间的使用方式。城市随时可能面临着疫情局部或多点散发的冲击，核酸检测点、医学观察点、集中隔离点等应对举措与设施需要城市空间具有更大兼容性与弹性；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等动态变化又需要动态地调整与物资供给；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会议也提出大城市要建立15分钟核酸“采样圈”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这些无疑对城市空间的规划与管控提出了更加精准的要求，而城市发生疫情的程度不同，其所采取的管控方式也有所不同，存在着空间“尺度”与管控“精度”之间的对应与匹配关系。

从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40年来逐渐走向开放的中国城市空间发生了一次质的转折。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后热议的街区制和开放社区，虽然在随后整治开墙破洞的争议中也曾有波动，但自疫情管控开始全面息声。不仅封闭社区高墙难破，连四通八达自带开放基因的胡同都层层设防；单位大院的活动空间不仅未能成为城市生活的组成部分，反而内部分隔加剧，形成更多更小的割据空间；从学校到社区，有归属的空间借此进一步加强管控；甚至近些年已经逐步开放的城市公园也围篱设栅，回归有墙空间。

社区是居民日常生活最主要的场所，作为联系群众最紧密、服务群众最直接、组织群众最有效的载体，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城市治理和基层防控的基本单元。在全球大流行病中，如何提升高密度社区的韧性，建构起城市中基层管控单元以保障居民健康生活？

如同百年之前的西班牙大流感，自2019底至今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成为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极大地扰乱了全球政治、种族关系和家庭结构。新冠疫情对我国城市的整体冲击规模大、程度深，这种超现实场景恐怕是百年现代城市规划始料未及的。静默的社区或许是对人类风险社会的一种警示、一项预演，同时也迫使我们深刻反思，新冠疫情到底给规划学科补了一堂什么课？基于社会时空观的视角，笔者以为有以下三点。

全球范围长期持续的城镇化进程曾令人相信：城市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攻陷了一座座城市，往日车水马龙、生气勃勃的街区乃至整座城市被迫陷入静默封控状态，城市一度成为人们急于逃离的地方。新冠疫情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现象，是又一次深重的城市危机。规划作为城市建设与治理的主干学科，在这次疫情中遭遇新的挑战，暴露出不少疏漏，我们需要从学科的核心任务、关键对象和认知方法展开深刻反思。

新冠疫情肆虐，提醒我们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家，也是无数动物和微生物的栖息地。在基于规划去建设“城市”这一人类主体栖息地时，需要充分考虑我们与整体生态系统的融合。我们曾对科学与技术充满信心，似乎可以改变世界，打造以“人”为中心的地球；新冠让我们看到局限，深刻体会到人类和人类打造的城市，在大自然面前的不确定性和无助感。作为规划师，需要重新考虑城市如何能够更好支撑人与其他生命体、人与自然的互动。以人为中心的规划应转变为以人和自然和谐演进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