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百年之前的西班牙大流感，自2019底至今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成为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极大地扰乱了全球政治、种族关系和家庭结构。新冠疫情对我国城市的整体冲击规模大、程度深，这种超现实场景恐怕是百年现代城市规划始料未及的。静默的社区或许是对人类风险社会的一种警示、一项预演，同时也迫使我们深刻反思，新冠疫情到底给规划学科补了一堂什么课？基于社会时空观的视角，笔者以为有以下三点。

首先，基本的空间概念有待重新定义，并被赋予更多社会内涵。空间是城市规划学科最基本的维度，距离、密度、尺度、边界都是空间衍生出的基础的、核心的概念，以往在规划中大都关注这些概念的几何意涵表达，而忽略其先验意涵和生命意涵。新冠疫情则突显了空间与社会互动在本质上的相互建构、不可分割，揭示出这些概念在社区场域中丰富的社会时空内涵：①社会距离或社交距离，为减少与已知或不知情携带病毒者接触机会而设定的安全距离，世卫组织的建议值为6英尺（1.8m），可成为今后规划设计的一个参考值；②密度，不仅意味着居住品质与空间活力，还是决定疫情社区传播的关键变量，高密度往往导致病毒高传播率；③尺度，既是社区常住人口数量、面积规模、功能性质和形态结构等方面的反映，也关系静默社区里居民的生活品质，当日常15分钟社区生活圈转为普通居民的“15秒家庭生活圈”时，适当的尺度意味着社区家庭能够方便“成团”集采；④边界，在规划中常常是显性的限定，是规划管控的依据。疫情的实质是病毒入侵人类社会空间，社区为阻断病毒传播而阻断人群活动，最终以木板、铁丝网，铁栅栏等形式呈现的“硬隔离”，是复仇主义的城市设计手段，是将针对少部分具有入侵倾向的人群的反应强硬扩大至对所有人群，对边界的过度强调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错位并产生文化后果。新冠疫情正促使规划学科在历史、制度、结构性因素范畴再认知再定义上述概念。

其次，基本的空间问题有待不断审视，并要强调社会空间过程逻辑。规划学科向来侧重和擅长空间问题的工程技术解决方案。但是空间问题本质上是复杂的社会时空问题，严重的新冠疫情对社会产生了“解构”效应，在无准备情况下突如其来的社区静默可能让一座日常社会空间秩序井然的城市面临从物资供给到民主法治的系统崩溃，糟糕的城市管理可能在趋于失控和全控的状态之间作两极摇摆。居民感知的城市行政管理结构可能被极度压缩，本应是基层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成为政府的全面代言与代理，具体而不同的居委会的工作水平决定了战“疫”时期社区治理和城市治理的水平，少数静默的社区则能以内生、速生的社区秩序快速替代缺位的城市社会秩序。基于长期社会设计的机制和基于长期空间行为的规划在短期内失灵，经过规划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服务设施甚至完全不能发挥作用，门店零售商业服务被手机App在线团购、前仓或后仓直供模式取代。疫情特殊作用下的城市社会时空特性和社会空间过程逻辑，让静态和常态规划思维产生的城市设施沦为空置的摆设。当然，系统规划的水、能源和信息等基础设施还是维系了城市社区的基本生存功能。

社区的难点、盲点问题疫情时期也会集中暴露并成为疫情的堵点、舆论旋涡。近年来城市社区更新改造行动对于社区公共空间、住宅建筑的外墙、楼道等公共部位都进行了大幅修缮提升，但是住宅内部特别是部分共用厨卫设施的老旧住宅并未触及。疫情最严重的场所恰恰集中在居住条件较差、老龄化程度高的老旧住区，还有外来人员密集租住的郊区城镇；高风险人群则主要指向低收入人群、老年人群等弱势群体。新冠疫情客观上暴露并强化了城市的“二元结构”，迫使空间社会问题及其过程机制成为城市、社区和城市规划的重要关切。

再者，基本的空间理论有待扩展与修补，并应突出地方社会适应性。中微观层面的空间理论在疫情现实中遭遇了较大挑战，部分核心的规划理念甚至被颠覆，比如公交优先、开放街区、交往与空间等。关于疫情的现状规划研究局限是明显的，防疫规划侧重卫生设施规划，韧性城市偏重自然生态思路，城市和社区治理关注常态化治理。不期而至却又旷日持久的疫情表明，多情景规划、极端条件下的规划是极其必要的，社区规划、社区空间更新中地方社会的知识理论（如社区治理）更应得到关注，中微观的城市空间规律及理论细节亟待深入和补充。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抗疫策略和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迥然不同的城市观察以及基于现实国情的内生式研究的可能。针对新冠疫情下的静默的社区，采取从社会科学出发的进路，将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学科思维深度引入规划学科理论与实践，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定义完善规划的基本空间概念，反复叩问规划的基本空间问题，以及扩展修补规划的基本空间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