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城市空间和居民生活空间关系的新情境。“封城”或社区封控等措施在防止疫情传播方面卓有成效，但也带来许多问题，诸如生活服务需求难以满足、户外活动时间减少、体力活动及社交活动不足、居民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以及生活满意度普遍下降等。新冠疫情之下，居民活动空间集中在家及其社区之内，家庭、社区与城市的各种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城市生活空间的契机。

1.转向城市生活空间规划

过去70多年，我国城市规划的重点是生产空间，对作为配套的生活空间关注不足，特别是近40年的快速城市化更是将居住区建设成为一个功能单一的居住空间，造成了职住分离与长距离通勤、生活服务设施不便、家庭生活空间割裂、城市生活方式单一、居民满意度不高等城市问题。

新冠疫情背景下，城市规划需要反思功能分区，借鉴新城市主义、紧凑城市等，重构中国城市以新单位社区等为特色的生活空间。家不仅仅是居住休养的地方，也是包括了在家办公与学习、休闲娱乐及社会交往的综合空间；居住区不应该只是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空间，而是宜居宜业的综合功能区。在城市尺度上，要走出单中心城市的框架、走出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二元思路，重构中国特色的蜂窝状、组团式的空间结构。在生活问题比较多的郊区空间上，正视郊区化过程已经从居住郊区化、产业郊区化、商业郊区化走向了生活空间的郊区化的现实，加快郊区生活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郊区空间的城市功能复合化、生活空间本地化、生活方式中国化。

2.城市生活空间重构规划

观察疫情变化后可以发现，相比于郊区新建的商品房社区等，传统的单位社区或胡同社区的居住生活空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相对较少。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因素形成的，但郊区居住空间的规划与治理问题却是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过去30多年在郊区新建的居住空间大都是房地产建设过程中各自为政、自然生长的产物；各个居住小区在空间、设施和管理方式上自成体系，联动、共享、互助、协同等严重不足。如果居住小区的密度较高、空间范围较大、设施配置相对健全，小区内承载的功能更为多样，那么，在疫情突发、社区封控等背景下，社区的自给率就相对较高，各种问题较少；而对于一些空间范围较小、设施配置不太健全的居住小区，社区封控管理就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导致其生活满意度严重下降。

传统的单位社区和胡同社区由于其社区边界的相对开放和社区内部生活空间的多样化，在居住单元内承载了多样化、复合化的功能，社会组织也较为健全，能够更好地应对新冠疫情下社区封闭管理的需要。因此，当下的城市规划应该更加强调居住空间作为生活空间的整体性与功能多样性，对城市生活空间的现状布局、功能结构与社会组织进行重构，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做好城市生活空间重构规划。

3.城市社区生活圈规划

新冠疫情影响下城市生活空间重构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社区生活圈规划。社区生活圈能够整合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城市空间，打破居住小区各自封闭、各自为政的现状，促进社区设施与服务、社区组织与治理的共享。生活空间的重新划分是首要的任务，应当在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范围内，把若干个居住小区合并为一个社区生活圈，街道内形成若干个社区生活圈，每个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范围、功能、人口规模、社会组织水平相当，并且社区生活圈范围内的服务设施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尤其是当疫情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发生等应急状态下的需求。同时，社区生活圈的边界具有弹性，不仅仅是实体的围墙或者门，而是一个结合城市设施和服务的运营情况、居民的流动情况、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弹性的边界；也可以是一个电子化的边界。从规划实施上来说，社区生活圈规划是在控规之上、街区指引之下的一个新的层次；其中，控规偏重用地与项目，生活圈规划聚焦居民需求与服务，街区指引主要抓规划与治理。另外，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社区生活圈规划要突出安全性，保障社区圈内安全设施的基本完整，居民及企业应当配备详细的防灾减灾设施分布与灾害地图，做好防灾演练、防灾地图制作及居民避难行为引导等。

总之，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中国城市应该突出以社区生活圈为核心、以安全生活圈为导向的城市生活空间重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