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肆虐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武汉、西安、上海等城市先后经历了病毒的大规模侵害，采取了以社会隔离为主要措施的抗疫对策。城乡规划工作者积极参与其中，就城乡规划与疫情防控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例如笔者在2020年3月《中国土地》上就发表了题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引发的国土空间规划思考”）。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透过疫情中的种种现象，审视城乡规划学科，我们到底应该汲取哪些经验教训，引发怎样的思考？

一直以来城乡规划学科所强调的对于综合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疫情防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现代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由于其分工的细化所带来的高效和脆弱性要求在应对问题时必须综合考量，预设规划目标期末的状态，探索实现这种状态的路径，在诸多利弊因素之间寻求微妙的动态平衡。当前抗疫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问题，甚至是某些极端观念与措施皆因缺少这种平衡能力所致。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随着城乡规划学科向深度发展，诸如“低碳”“儿童友好”等特定目标导向的规划研究大量涌现，这提醒我们在开展“深度”研究的同时需时刻保持对规划学科长期、综合性特质的认识与坚守。另一方面，传统城乡规划的基本规律和原理再次得到了验证。抗疫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所产生的后果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城市防灾规划理论与内容的正确及其所蕴含的科学性，例如：对原生灾害、次生灾害及衍生灾害的认知和应对措施，以及非常状态下城市生命线工程对城市的重要性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乡规划学科拥有值得且必须坚守的基本原理与价值观，那就是尊重科学，放眼长远，综合考量，需要继续发扬光大。

诚然，透过此次疫情肆虐，城市的弱点以及传统城乡规划的不足也暴露无遗。城乡规划正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不断变革来弥补或缓解城市弱点的。作为起源于公共卫生政策的近现代城市规划力图以住房、基础设施等建设与城市空间秩序的维护来应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开发负外部性问题。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规划长期以来形成了侧重工程与设施建设的传统，而对透过空间秩序的建立和维护，进而与社会秩序相呼应这一职能认识有限。至少从建成环境来看，这种倾向明显存在。通过此次疫情可以发现，病毒固然有害，但如果社会失序则危害更大。从长时间维度看，城市空间失序的危害未必更小，只是不会即刻致命。因此，维护通向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城市空间秩序应成为今后城乡规划学科需要更加着重关注的对象，而规划法治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不二途径，其内容应置于规划学科架构中的重要位置。

城市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不但体现在城市的物质环境上，更体现在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位市民身上。在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的空间拓展需求使得规划不得不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有关物质空间形成与发展上，致力于基于技术合理性的物质环境创造，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为空间主体的人的需求与社会组织形态。透过此次疫情可以清楚地发现，大部分问题并非源自城市物质环境的缺陷，而是由于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区治理的某些环节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因此，在未来规划学科的知识结构中需要增强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内容，将其作为城市物质环境的延伸。同时，规划实践中，城乡规划应在规划编制阶段提前考虑并适度介入未来建成环境中的社会治理议题。当以城市空间外延为主的城市化进程告一段落，城市进入“存量”发展阶段，以物质环境精细化营造与管理为目标的规划也理应将物质环境的谋划和营造与作为物质环境中主体的“人”的行为组织纳入其中，使得建成环境的营造更加符合人的行为偏好，与社会治理更加密切结合。因此，社会治理等社会科学相关内容应进一步纳入城乡规划学科的核心知识架构中。

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但脆弱的城市需要专业的呵护，美好的生活更需要勇气、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祝我们的城市早日摆脱疫病的阴霾，愿规划学科顺应时代要求，在坚守中不断变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