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以来，上海等地连续遭受新冠疫情侵袭，社会正常运行受到很大冲击。笔者所在的武汉也曾在2020年遭受新冠疫情影响，常态化防控持续至今。作为目前人类在新世纪所遭遇的最大疫情，新冠病毒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疫情防控极具空间性，无论是“封城”、隔离还是社区防控，均以空间为载体。城市规划工作以空间为核心工作对象，以塑造城市空间为己任。面对疫情，从规划角度反思城市空间格局和治理，是当务之急。根据比尔·盖茨的说法，世界未来可能会出现比新冠更严重的病毒，各国需要高度关注，为下一波大流行做好准备。因此，无论此轮新冠疫情是否会在近期结束，未来城市面临各类疫情冲击的可能性依然较大，我们必须予以积极应对，既是亡羊补牢，也是未雨绸缪。

直观而言，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直接挑战主要包括3个方面。

第一，疫情下出现“直接的医疗资源挤兑”问题，严重威胁到医疗系统的正常运行。第二，疫情下的空间防控措施（如封城）对巨型城市的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出现“间接的医疗资源挤兑”，各类疾病救治能力急剧下降。第三，空间隔离及防控措施下所衍生的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对底层群体的冲击，乃至局部的社会矛盾、冲突、舆情等。如何通过规划予以积极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新冠疫情给规划学科补了一堂城市规划要回归“以人为本”的课。

城市要以人为本，对人的认知是核心，对社会和居民需求的科学考察须成为规划、设计、设施布局的先决条件。首先，当前我国城市所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医疗设施配置的弊端在疫情之下表露无遗。未来居民对高质量医疗设施的需求会进一步增强。如何应对？一方面，城市地方政府需要加强空间规划尤其是防灾和减灾规划的力度，在医疗设施布局、设施配置的科学性、有效性上进一步提升水平。就医疗设施布局而言，一方面要优化大型核心医疗设施的布点，避免此类空间的过度集中，避免这些设施与居民区、菜市场、学校的混杂（如武汉部分中心城区的情况）。另一方面要加大基层、社区医疗设施的配置密度和强度，提升基层诊疗体系的服务能力，真正实现国家所倡导的“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

第二，就防控措施而言，在流动性隔断的背景下，加强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这也是“人民城市”建设所应有的内涵。这不仅直接关系上海、北京等重要核心城市的健康发展，也牵涉国民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这些先锋城市的示范效应也对全国抗疫形势有着很大影响，关系普通居民在“城市权利”“空间正义”等方面的认知和体验，关系社会稳定。一方面，建议在政府主导基础上，更多吸纳社会乃至市场力量的参与，提升疫情常态防控的整体能力，提升系统韧性。另一方面，通过社区空间营造、改造参与、集体活动等多种互动形式，提升社区各类居民的参与度、融合度、归属感，增强守望相助、合作互助能力，打造吴志强院士所强调的共同“家园”，提升社会韧性，使得疫情防控下的社区运转有效有序。

第三，在空间规划对策上，建议：①结合目前正在全面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在五级三类规划体系中，加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中的设施布点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有序衔接不同层级医疗设施配置，减少医疗设施在城市核心区的过度集中。②在容积率问题上，建议加强城市整体设计，降低超大城市中心区容积率，疏解部分核心区功能，整体统筹都市区建成环境容积率，更加合理分布各类人口。③在社区尺度，结合十五分钟生活圈建设，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高医疗设施配置密度和强度。④提升规划工作的行动性、过程性，依托空间规划提升社区参与力度，培育社会资本，尤其要注意充分吸纳和包容弱势地区、弱势群体参与，打造包容、韧性的城市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