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欧洲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出现与发展，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健康城市、韧性城市等的研究与实践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从两年多来国内新冠疫情防控及其产生的次生灾难来看，防疫中的核心问题、关键矛盾是由于简单、僵化、无序的应对治理体系造成的，而并非主要是城市规划的责任。然而，城市规划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务，规划人历来具有前瞻思考、主动检讨、不断改进的情结与传统，因此，我们也不妨面对疫情防控的新阶段、新问题，反思一下城市规划面临的新挑战、新思考。

1.更加需要居安思危。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复杂剧变，加上疫情等突发性重大灾害的影响，城市发展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城市规划不能是终极蓝图思维，也不能是线性演化的思考路径，要把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作为城市规划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例如，对于城市规模问题，除了以往基于经济效率、城市竞争力等方面的考虑，是否应该从疫情防控角度思考适度控制城市规模？像上海这样巨型城市的防疫难度、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在城市总体结构上，应该建立“多中心分区+有机分隔”的空间结构，尽量避免对城市进行整体封闭，因此，针对防疫实际情况对城市进行分区差异管控就是更加理性务实的选择。这就需要对城市空间进行有机分区布局并匹配建设多中心的结构，医院、学校、商场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要更加均衡、网络化，尽量不因为一个社区、片区的封控而对整个城市运转带来影响。

2.更加重视人文关怀。从这轮上海等地的疫情防控中可以发现，由于较长时间的封闭管制阻断了城市、社区、校园中人员必要的社会交往，导致人群产生普遍性的社会心理问题与不满，并导致了一系列的次生灾害，这些次生灾害带来的损失甚至超过了疫情本身，这不是简单的宣传教育、物资保障等所能解决的。城市规划应该更加重视社会网络建设和人的交往需求，在城市建设、更新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社区共同缔造、邻里守望互助精神的培育；城市规划应该更加重视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并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元素，从而缓解社会矛盾与心理压力。这些方面必将成为城市规划中越来越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3.更加考虑空间弹性。传统的规划思维包括当前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总体倾向于将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空间都进行非常明确、非常具体的规定，如此当然是便于规划的实施与管理。但是从疫情防控来看，面对突发疫情及呈指数规模增长的人群隔离、治疗等需求，那就必须要将城市中一些大型公共基础设施或某些场地紧急改变用途，以满足防疫与隔离空间等需要，这就要求城市规划中必须更加关注用地功能的混合与空间的弹性。当然，在过去的规划中也会从经济性、人群生活需求等角度提出关于空间混合弹性的要求，但疫情防控与之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通过城市规划，要增强城市中某些公共空间与大型设施向防疫功能应急转换的能力，这些设施也应该作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规划。

4.更加营建多元场景。两年多来，新冠疫情防控已经在很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消费、娱乐等状态。近日，中央更是提出了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要求，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适应这种新的情况。疫情期间的一些临时性的应对方式，也许将成为未来工作、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诸如线上会议+线下面谈、线上购物+快递配送、线上休闲+实体体验等等形式将无法放弃而长期存续，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隔离空间与生活空间等也将交互混合，从而颠覆城市中很多传统的空间形式与场景。城市规划必须考虑营建更加多元化的生产、生活、休闲等场景，以满足后疫情时代甚至是疫情常态化状况的种种新现象、新需求。

5.更加强调区域协同。近年来，逆全球化的浪潮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带来了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剧烈而深刻的重组，城市群、都市圈日益成为产业链与供应链“近域重组”的基本单元。如何推动区域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已经成为国家与每个城市不得不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然而，这次上海疫情爆发后的实际情况是长三角内各城市间各自为战、相互封锁，其对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阻断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未来的城市规划必须更加强调区域协同，区域协同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过去意义上的生态共保、设施共建、服务共享等需求，而是着眼于全球发展环境转变、疫情防控常态化状况下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稳定而提出的战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