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按语] 六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城镇保护与规划的先行者、城市建设史和城乡遗产保护学科奠基人之一的阮仪三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实践与教学工作，并因这方面的卓越贡献两次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奖项。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激发中青年学者传承老一辈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的责任感及使命感，更好地促进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创新发展，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于2023年10月29日在上海隆重举行了“阮仪三教授城市保护学术思想研讨会暨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中国路径国际论坛”。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人类迄今为止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历经自然损毁、人为破坏，遗存至今，实为珍贵。面对中国快速城镇化，本应得到格外呵护的中国城乡建成类遗产，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破坏局面。尤其是相当多数量的具有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遗产，常常因为同时面临着改善民生的压力而不得不陷入拆或留的困境。强大的房地产市场，更是觊觎土地资源再开发的巨大利益而将其最终推向毁灭。

阮先生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中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先行者和著名专家、我非常敬重的师长前辈和学界楷模，也是多年“忘年之交”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阮先生，印象中是在苏州研讨古城保护相关规划设计工作，其时阮先生带了几位优秀的博士生参加，其间我聆听了阮先生关于苏州古城历史保护的重要观点和研究成果介绍。当时我在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工作，作为苏州古城特邀顾问齐康院士的助手参加了会议。

历史文脉传承是当代城市发展中的关键课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2021 年“十四五”规划提到“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让城市留下记忆、让居民记住乡愁”。城市历史文脉传承对于实现中国城市文化多样性具有重大意义，并上升为国家层面所需解决的重大战略。我国学者为解决当代城市发展中历史文脉断裂这一难题，在理论与方法层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阮仪三先生作为中国著名的古城保护专家，五十多年来坚持工作在一线，为中国历史城镇与建筑保护作出了卓越贡献。

阮仪三先生在学术研究和实践上给予我极大帮助和深远影响，首先回忆阮先生鼎力鼓励和襄助自己从事历史环境保护与再生的两件往事。
一件事发生在上海。在外滩源联合教堂的对面，有一座建于20世纪初的濒河历史地标——“划船俱乐部”（Rowing Club），由中央的俱乐部阁楼、西翼的泳馆和东翼的船库组成。船库早已拆改为警署，泳馆和俱乐部阁楼虽经改造，但原建筑还部分存在，特别是泳馆曾训练过多位奥运游泳冠军。

1982年初，我开始读董鉴泓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阮仪三先生多年跟随董先生研究中国城市历史，自然成了我学业的重要引路人。遗憾的是毕业以后再无机会深入参与城市历史研究和保护工作，难以系统准确学习、评价阮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但在同济求学阶段与阮先生密切交往中得到的教导、帮助和关爱已让我受用终身。

1、与时俱进的城乡活态遗产保护理论
阮仪三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保护古城，建设新区”的名城保护策略，在当时我国城市快速发展初期，对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免遭破坏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平遥古城、苏州古城、潮州古城等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因为运用这样的策略得以完整留存至今，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典型案例。

1、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和贯彻党中央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要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

阮仪三先生在1981年暑假，选了我们78级的4位同学和77级的同学一起到山西平遥，去做古城保护规划和设计。这一次实践使得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古城丰富的遗产，从内心中建立起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说是旧城保护价值观的建立，另一方面也让我直接感受到山西历史文化古城保护的紧迫性，尤其在政策上、技术上、资金上和人员上的迫切需求。因为有了这段平遥古城的保护历史，不仅是和这些77、78级同学终身成为好学友，更是对阮仪三先生执着投入于历史文化保护的热情，以及内生性的动力有了发自内心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