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1970年代美国有关部门应用数据库和航拍影像进行资源、灾害和贫困问题的分析对智慧城市的概念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网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希望通过传感器、监控摄像头、控制中心、自动驾驶以及基础设施和社区的互联，以提高城市的生产力、城市管理的效率、创新能力和安全性。虽然智慧城市项目的规模和类型各异，但其共同的目标都是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及开放数据源，更具有智慧和更绿色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机会。智慧城市应用最多的领域是交通的票务系统、交通流信息系统、城市水务和垃圾处置等，此外，我国医院的就诊、医疗系统的应用程序（App）也大大缓解了就医的矛盾。

从2000年以来，各国在智慧城市建设上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技术为主导的新城建设模式，另一种是根据发展需求采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鼓励既有城市创新服务的模式。2006年启动的阿联酋的马斯达尔智慧城市项目希望充分利用太阳能技术将那里建设成为一个零碳、可持续和智慧的人居环境，计划建成后有50000人居住、1500个清洁技术公司，每天有60000人在此就业。尽管在炎热的沙漠，马斯达尔采取了许多具有智慧的技术措施以保证舒适的步行环境，包括智能风塔、遮阳棚、建筑阴影联接公交车站、街道设施和人行道。规划建设大量采用了传统的阿拉伯城市形态——比如街道的朝向、风塔、庭院、街道的格局、密度和混合用途。但这个城市运行的经济性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高昂的生活成本限制了社会融合的发展，大量投资的无人驾驶公交系统并不能满足人们日常出行的需要，当地的沙尘问题严重影响太阳能板的效率，经济和社区的可持续已经成为马斯达尔智慧城市项目的严重的短板。

韩国的松岛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大规模智慧城市新城建设项目，韩国希望把松岛智慧城市项目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该项目曾获得2008年可持续发展大奖。这个项目建设采用自上而下以供给为导向而不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建设模式。开发建设更多关注物质硬件环境和产业利益，这不仅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增加了公共部门的投资风险，也偏离了知识文化的出发点。同时松岛项目中完全忽略了地方社区的需求，缺乏公众参与，对地方经济振兴的作用有限，大规模投资建设新城导致生态足迹的增加。

与上面的模式不同，2009年开始建设的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项目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鼓励多主体对创新技术的应用；二是促进终端用户的行为变化。该项目并非是技术主导的，而是强调政府、企业、学界和社区的四螺旋体式伙伴关系。利用智慧城市生活实验室让当地社区参与其中，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为城市及其居民提供包括智慧生活、智慧工作、智慧出行等在内的解决方案，这些项目采用多主体参与的方式，并具有明确的应用需求，因而，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成功地将环境和社会发展目标与经济和技术结合在一起。

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也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主要规划政策有制定明晰的空间结构发展规划、城市组团片区的融合、城市步行骨干体系的建设，提升通向城市中心的公交走廊服务水平，发展知识走廊等。今天这一活跃的知识走廊已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并把布里斯班带入一个繁荣的智慧城市。

总体来看智慧城市的发展仍然处于婴儿阶段，尚未产生在现实世界中更有效地建设智慧城市所必需的知识。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固然技术至关重要，但仅靠技术不能创建智慧城市，因为它需要的不仅仅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需要将城市转变成为智慧和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我们要从以高度智能技术为中心的观点转变为智慧的决策与政策。改善我们城市效率的不仅仅是技术，最重要的是市民与社区的智慧，并把智慧城市建设纳入经济、社会、环境和治理四重底线的可持续城市发展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