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是新时期指导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性文件。我个人觉得“坚持区别对待与公平竞争相结合。进一步细化区域政策尺度，针对不同地区实际制定差别化政策，同时更加注重区域一体化发展”颇具新意。因为在过去的40年里，我国城镇化和区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尽管在总体政策上强调因地制宜，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是“普惠式”、“均质化”发展。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都强调城镇化快速发展，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都要“打造”城市群，都想争“国家中心城市”。本次文件的发布，可以说符合当前区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

就我个人观察而言，近年来区域发展还是出现了一些好的趋势：

1.从比照诺瑟姆曲线到关心“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后，各地的城市规划都推断本地城市人口增长和城镇化率的提高，无论是地方政府官员还是职业规划师都拿诺瑟姆曲线作为本地区城镇化水平发展不足的参照。当然，我们知道诺瑟姆曲线的真正的意义在于大区域层面乃至于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分析，而非城市层面的城镇化分析。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些的学者和负责任的规划师更多地分析本地城镇化的特征，更多地关心“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这样一些务实的城市人口流动问题，而非简单推断城镇人口的增长。

2.从热衷城市群规划到营造都市圈发展。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城市群作为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曾几何时国内的许多大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纷纷编制城市群规划，而对于城市群的定义更多的是按照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自定义的行政辖区(有的时候是经济区范围)。既不符合城市群的学术定义，也夸大了地区经济辐射范围，带来的后果是出现几十万平方公里、半个省甚至更大范围的城市群(如长江中游城市群，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但近期我们看到在政策层面，国家发改委推动城市群的核心地区都市圈的发展战略，可以说是对既有城市群政策的纠偏。也是对地方政府盲目推动城市群发展的纠偏。

3.从沿大城市贴边发展到共同营造结合部高品质地区。由于我国受行政区经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地区交界地区成为周边省份房地产开发、高密度建设的地区。以河北廊坊北三县为例，邻近通州的燕郊地区高楼林立.成为北京东部的“铁围子”、算上原有规划计划批租的土地，北京东部、东南部地区将出现严重的问题。2014年中央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来，通州、北三县地区既严格管控结合部的生态绿带，也通过北京的产业、公共服务设施的东移，从根本上解决贴边发展的问题。同样的案例是上海和南通交界地区(崇明岛)也从原来的贴边高密度开发转变为高品质地区的共同营造。

可以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国家区域政策更加成熟，区域发展的态势总体向好。但在新的发展时期，要提高区域发展的质量，仍然要注意几个方面：

1.把握中国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一是城镇化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每年的新进城人口减少，二是人口的流动从二产驱动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过渡为服务业、制造业等多业驱动的、跨区域和近地域流动的不同特征。因此，一方面全面层面的人口流动继续，另一方面多样化的人口流动和区域多元化的空间承载成为新的趋势。

2.进一步认识城市与区域发展动力机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环境品质成为城市的新的竞争力。同时新的业态发展，特别是新经济和风景地的结合，改变了前40年开发区、新区新城驱动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因此、内城的文化复兴和郊区风景地的新经济发展成为区域发展需要特别关注的动力问题。

3.认清城市与区域空间的演进趋势。一是前述的大都市边缘景观资源好的地区，越来越成为创新空间的重要场所，二是乡村地区转化为城市休闲、生态的魅力地区，三是内城空间出现复兴。总之，原来的边缘空间成为未来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这一趋势值得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