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正经历重大变化，全球创新体系与网络正在形成，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自2006年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后，中国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换的步伐日益加快，近年已涌现出了以深圳、杭州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型城市，创新力量已成为影响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务院于2月18日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走廊的建设，标志着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区域协同发展方式已出现在中国区域发展的政策文件上。

在世界范围，创新走廊并不是新鲜事，硅谷的101走廊早已闻名，但在2014年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创新城区——重构美国创新地理版图》发表后，便引起了对创新环境的争论，有点甚至认为“硅巷”的兴起宣告了“硅谷”模式的终结。这是十分有趣的争论，需要我们回到创新空间的内在逻辑来理解这个问题。

熊彼特在1912年便观察到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创新趋于在某些部门及其周围环境中出现。StevenJohnson在《伟大创意的诞生》书中用生命产生于“原始汤”这个现象很好地诠释了创新与环境的关系：在地球上不存在任何生命的时候，遍布着一些最基础的分子，在“原始汤”里，这些分子相互碰撞，形成新的化学组合物，最终形成一些生命最初的“部件”。他指出，生命产生于“原始汤”说明：①创新需要要素浓度，②创新需要流动性，这两者是产生碰撞的条件；③创新需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的环境，生命的形成是“部件”不断叠加的结果。因此，好的创新环境应该像液态网络，液态网络不但提供了碰撞所需要的密度和流动性，也有利于保存这些创意，等待新的要素的叠加以最终形成伟大的创意。

城区不仅各种要素浓度大，信息浓度高，而且还存在被Amin的研究所佐证的与创新关系密切的制度厚度。因此，要素浓度、制度厚度与创新的关系是创新回城现象的内在逻辑。

发表于1996年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文章指出，传统的理论认为创新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按此观点.创新伴随新的科学研究开始，接着是产品开发、生产和进入市场，并随着新的产品、工艺和服务的成功销售而终止。而现在，创新的思维有多种来源，包括新的制造能力和对市场需求的认识。创新能以多种形态出现，包括已有产品的增值改进：技术应用于新的市场；利用新技术服务于一个已存在的市场，并且其过程并不是完全线性的。

这种新的开放、合作的分工式的创新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便形成了全球性的创新网络。这个全球创新网络包含哪些部分，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学者屠启宇认为这个网络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是以高校、科研院校为主体的全球知识创新网络(科研知识交流层);第二层是以创业者为主体的全球创新创业网络(技术开发层);第三层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研发产业化网络(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层)。屠启宇的研究启示我们，在开放、分工协助的复杂的创新体系下，没有哪个城区，或者说城市，能够单独地完成创新的过程。因此，与其说创新回归城市，不如说是创新从园区回到城区。在现实的案例中，我们看到谷歌的欧洲总部，即使是选在了伦敦的中心城区.也是定点在欧洲之星总站这样对外联络快捷的地区。

同样是科创企业，对成本的支付能力是有极大区别的。“旧的主意和思想有时可以在新建筑里实践，但新的主意必须使用旧建筑”,雅各布斯的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成功企业和初创企业在成本支付能力上的巨大差别。因此，能够回城支付城区高昂成本的是那些发展顺利的科创企业。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创新本身承受的风险巨大，在大都市外围能够提供“高可达、高品质、低成本”特质空间的中小城镇依然是初创企业的佳选。因此，在创新创业氛围浓厚的硅谷，我们既可看到成功科技企业的回城，也可发现101科技走廊依然活力十足。

中国创新空间的营建始于1990年代的高新区，2000年代开展了大学城建设，2010年代又开展了创意产业园的开发。高新区、大学城、创意园是创新空间的不同类别，但往往即使是在同一个城市里，三者之间的联系都缺乏统筹，更不用说相邻城市间的创新空间的统筹。导致这些问题的最大原因是高新区、大学城和创意园三者分属不同的部门主导，而各部门都是以自己的逻辑展开工作。部门之间缺乏联动，最后必然反应到空间之间缺乏联动，导致创新要素分布的孤岛化与离散化，缺乏联系。而科技政策与空间要素供给的不匹配，也导致创新空间创新功能不强。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就是要适应区域创新网络发展的需要，强化城市创新空间之间的联系，发挥各个城市创新资源优势、提升创新空间的效能、从而更好地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创新走廊的规划，首先在规划的组织上要有创新性。区域科技创新走廊规划的编制，应该是跨部门、跨城市的组织编制方式。广深科技走廊的规划就是由广东省建设厅和科技厅联合组织，由城市规划设计院和科技情报所合作完成，这样，才能达到创新空间的供给与要素投入协同，使科技部门促进创新要素聚集的政策投放到与之适应的空间场所，从而发挥出协同效应。

跨界的区域创新走廊的实施，必然会带来许多跨界公共服务的需求，如华为搬到广东松山湖后，数万人的跨城就业和生活带来大量的跨城公共服务需求。而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是以行政范围为边界的，因此，跨界的区域创新走廊的建设和运行，还需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支撑粤港澳设立联合创新专项资金”、“支撑粤港澳三地按照市场化原则，探索成立联合投资开发机构和发展基金，共同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解决方案，这或许是跨界共建和运营的解决思路。知识经济时代将开启区域合作的新方式，从原来的关注设施和产业的“对接”,演变到不仅仅是对接，还要探讨建设和运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