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按语】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优化的重要阶段，城市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发力点。历经多年高速发展，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城市更新所承载的文明使命？当城市从物质空间的堆叠升维为多元文明的载体，从经济增长的支撑跃迁为美好生活的场域，我们的规划治理体系是否做好了迎接这种范式转变的准备？围绕新时期城市更新的新问题、新特征、新思路，本刊编辑部特邀多位专家，以“城市更新的创新实践与关键突破”为主题，组织新一期学术笔谈。通过此次讨论，我们也在不断审视和反思城市中可能存在的路径依赖和逻辑困境。
一、保护与再生：理念之争还是协同共识？
王建国院士旗帜鲜明地质疑“大拆大建”的惯性逻辑，提出“拼贴织补”和有机生长的更新理念，周俭教授进一步指出“人走房留”背后活态遗产社会价值的流失，俞静高工则对上海“留房留人”政策背后的高成本问题作出理性反思。他们的观点启发我们思考：保护是为了留下什么？更新又意在激活什么？面对历史与现实的两难，我们需要更明确的价值尺度与评估标准。不能用单一美学或单一功能去定义“保护”，更新的目标不应止步于物理空间的再造，更应警惕其被异化为削弱文化记忆与社会联系的过程。
二、制度困境与实践突围：谁能为产权困局解套？
田莉教授直面自主更新中的产权碎片与制度缠绕；黄晶涛教授提出“微减容”、“模拟征收”等技术策略试图破局；张曼副教授等在危旧楼改建试点中有效破解产权不完整的难题，实现了独立产权住宅的原址重建与居民100%签约。三者背后是“顶层制度设计”与“底层操作实践”的博弈。如果制度不变，技术能走多远？而没有制度保障，实践又能持续多久？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在合法性框架内，是否可以重审规划权的边界与功能，以支持在复杂现实条件下的创新实践。
三、资金逻辑分歧：公共财政与市场参与是否同频？
林颖副教授等建构了“一级土地—二级地产—三级运营”的财务分析架构，意在寻找更新全周期的资金平衡点；张帆总工等则强调“国资持有、市场参与”的模式，在保障公共控制力的同时提升民间资本的可进入性；赵楠楠研究员等指出共建基金模式创造了社区自主发展的资本积累机制；段德罡教授则在城市边缘区探索以财政撬动、集体经营性用地入市等手段激发市场活力。尽管逻辑路径各异，这些探索均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财政压力与市场不确定性交织的背景下，构建更具韧性的财务逻辑与多元合作机制，以破解城市更新中的融资瓶颈。
四、文化嵌入与记忆延续：精神维度是否被忽视？
在众多技术与制度路径的讨论之外，城市更新的文化维度同样不容忽视。赖文韬规划师提出文化资本可以通过“社区景区化”介入城市更新，激发地方认同与文化消费。Lisaia Daria 助理教授等通过对“口袋公园”的研究，强调小尺度空间对居民日常文化实践的回应。尉闻工程师则提出在“规划—建设—运营”的一体化路径中嵌入文化IP，强调空间不仅是结构性的场所，更是文化叙事的媒介。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表明：“文化保护”不仅是建筑符号的保留，更是生活逻辑与精神结构的延续。
五、更新与共治：多元参与如何避免失焦？
黄焕院长与侯雷院长的实践案例揭示了“多元共治”在现实中常陷入多方拉锯的利益博弈，协同推进面临制度梗阻与执行难题。盛鸣总师等进一步指出，“政企村协同”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与技术的双重设计，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的协同落地。崔国规划师等在小城镇更新中创新性引入“街区主理人”机制，构建了责任嵌入与主体互信的治理框架；钟婷高工等在危房原址恢复重建实践中探索出以“意愿自主、实施自主、财政自主”为特征的全过程自治路径；李鹏规划师在站城融合更新实践中提出“更新动力同频、路地规划同频、管理审批同频、建设实施同频”的机制联动理念。上述观点共同表明：协同治理绝非简单的流程衔接，而在于能否构建起责任共担、收益共享、规则嵌入的制度性结构。
专家们观点的交锋与呼应，映射出城市更新背后的多重张力与复杂逻辑，未来的城市更新不仅是存量时代城市发展的关键命题，更是一场关于文明延续、社会共识与空间正义的深刻考验。拿出重构的勇气与对话的智慧，规划者、管理者与研究者才能在多元博弈中寻找平衡，在不确定中共塑城市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