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快速孕育着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的变化，快速影响着全球城乡人居的转型和演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生产力迭代演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必然会给人居聚落、给城乡规划带来新机遇、新要求。
1.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都是非常典型的复杂性系统
从传统经济学、管理学或者城市学等学科角度，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都是典型的复杂性系统：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多样性、自组织性和动态适应性、非线性和涌现性等特征。
同时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两个巨系统又密不可分。城乡人居既是新质生产力重塑的结果，无论是科学技术的直接作用，还是生产要素组合的重新配置间接作用，在当下，一方面信息技术等让纽约、伦敦、东京乃至北京、上海、香港、孟买等为核心的巨型城市区或者巨型区在全球的控制与命令地位日益强化，生产要素不断集聚、不断迭代升级，“集聚性城市化”依然强劲；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等让城市化和生产力在全球扩张，形成所谓的“扩张性城市化”或“星球城市化”，人类的聚落模式和生境得到了深刻的重塑。同时，越来越得到理论界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科技变革与创新）根本上离不开集聚效应日益增强的城市和城市地区，也离不开具有独特性的非城市和非城市化地区，如舒适性的乡村地区乃至海洋、森林、高山、外太空，日益融合的人居体系复杂性和有机性更加增强，涌现性和动态适应性效应不断彰显，这些对于传统的城乡规划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何让新质生产力与人居体系相互促进，城乡规划学不得不与时俱进，在原来工程、技术、人文、管理等多学科交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其复杂性系统思考能力的学科优势，一定意义上，城乡规划学等可以更进一步发挥其“通识”学科的独特作用，像历史、哲学等学科那样。
2.面向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巨系统，城乡规划又要注重简单求解行动
复杂问题求解的最终思路基本都是简化问题。如在运筹学、管理学乃至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基础上形成的动态规划、渐进规划、沟通规划等就曾经在城乡聚落和多尺度国土空间资源配置决策中发挥过重要的效果。
对于复杂的新质生产力而言，城乡规划可以将其分解为相对简单的子问题方式求解。这些子问题的解可以构建成新质生产力的解。通过逐个解决子问题，逐步构建出总体的解决方案。第一，城乡规划学的公共政策属性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方面有非常好的作用；第二，城乡规划学涉及经济、工程、地理等多学科交叉的科学，对于生产力布局和城乡聚落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科学分析与洞察能力；第三，进而，城乡规划学在设计创意、未来科技和人居展望和架构、智能化城市管理方面又是非常典型、不可取代的重要“新质生产力”属性。
3.对于“十五五”中国新质生产力与城乡人居发展的行动思考
“新质生产力”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路径。无论从科技创新和变革还是从生产要素效率等方面看，新质生产力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努力，需要遵循复杂性巨系统的运转规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科学化决策。近期，新质生产力和城乡人居发展在国内外环境和发展路径等方面仍然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质生产力和人居发展仍有一些非常确定的“规律”可供我们参考。
总体上，城市的规模和要素配置、投入产出、科技创新之间遵循一定的超线性规律（即“幂律”）。由于韧性、集聚性等效应，城市（地区）规模越大、等级越高，科技创新和创意产出越高，资源配置转换的速度越快，风险越低，因此，在“十五五”乃至更长的未来，都市圈（或巨型城市区）和城市群（或巨型区）都应该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投入、公共政策投入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这些地区的核心中心城区。
在“涌现性”和“动态适应性”等复杂系统特征下，可在山水林田湖草等底线格局、风险底线格局和规则不断构筑和完善的基础上，充分激励多元市场主体、不同层级的地方聚落主体的自主性探索；历史上，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往往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地区“偶然涌现”并迅速燎原开来，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曼彻斯特，如美国的硅谷和中国的深圳等。
借鉴古今中外整体国家空间布局经验（如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经验乃至“三线建设”工程、国家科技创新城等），扬长避短、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环青藏高原地区的西南滇黔地区、川渝地区，西北甘青地区，面向东北亚的东北地区和内蒙古地区，面向东南亚的北部湾地区进行相应的网络和据点战略性和战术性相结合的统筹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