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定位“生产关系”是城市规划面向未来的一种主观选择
城市自起源时就占据了生产力发展源头和生产力要素集聚中心的地位，并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加以巩固，至今无可争议地成为全球生产力最为活跃、最为先进、最能创新的地域。在一定程度上，城市规模表明了生产力规模，城市功能反映了生产力水平。但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城市更多地被视作生产场所而归类于生产要素，导致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大发展中，更习惯于把城市当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衍生品，轻视了城市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因而城市工作并未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中心任务。于是，城市规划就自然地只被当作一项技术性的生产力工具而使用。
本次笔谈命题——“新质生产力与城市规划”，难得地开辟了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城市和规划的新话题，引发我对城市更倾向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的思考兴趣。
马克思主义新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和存在的载体，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生产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城市不仅是生产力要素的重要载体，也是生产关系的集中呈现，属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兼而有之。这就引发两种场景：一是延续过去习惯，把城市侧重于“生产力”来理解，城市规划更多地表现为空间生产的工具属性，在“新质生产力”的语境中，城市规划要通过技术进步和制度改良来发展自己，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不落后于时代。二是开拓性地将城市侧重于“生产关系”来定义，研究如何调整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城市规划的使命就会跨出自身工具性改进的范畴，思考新技术革命、城市新阶段和国家新发展“多期叠加”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新格局新任务，开辟新时代。
2. 调整“生产关系”是城市规划过去实践的重要成就
事实上，在生产力要素（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方面，中国的快速城市发展与西方国家在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城市扩张建设并无本质性的区别，真正铸就四十余年城市建设发展成就并让城市成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的，反而是生产关系范畴的一系列创新与变革。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和“土地财政”机制的创立，极大释放了土地这个最基础的生产力要素的价值，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从未有过的低息融资环境，从而支撑起了中国在人类历史上规模和速度空前的城市化进程。
在生产中个体间的关系方面。城市经济的高度分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丰富的公共服务产品，极大促进了人这个最活跃的生产力要素的能量释放与价值实现，既为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人才资源，也显著提高了国民整体的现代化水平。
在产品分配方面。住房制度的改革让进入城市的劳动者和家庭能够置业并通过物业增值分享社会财富增长，能够均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
在上述过程中，尽管城市规划常常被狭义地看作技术理性工具，但其本质却与前述的空间权利、人的发展、利益分配等生产关系范畴的概念息息相关，影响着每一座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为同时期社会生产力的爆发增长贡献了力量。
3. 更新“生产关系”是城市规划当前的迫切任务
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并成就于过去四十年工业化和城市建设时代，对于已经进入的城市运营时代并无经验且疏于准备，“新质”指明了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城市要尽快更新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一是要关注城市的智慧化发展对空间组织形式的影响。智慧城市本身就会成为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场域。远程办公、网络公共服务、智能交通、低空经济等革命性技术在城市当中不断突破和发展，正在对经济社会组织方式及空间模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例如打破日常工作生活的时间边界，改变传统的中心式单元化的城市结构，构建物质空间与数字空间并重的“孪生城市”等等。如何对新的城市空间的权利权益做出更细颗粒和更为复杂的切分与管理，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需要城市规划再一次做出领先判断。
二是要突出城市的多元化发展对城市创新活动的影响。“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而创新按照约瑟夫·熊彼特的定义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因此从生产关系侧出发，城市规划需要致力于研究和设计围绕创新者的需求、以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软硬环境。包括：培育细颗粒、低成本、高浓度的灵活空间让创新更易发生，通过尝试丰富、鲜活、巨量的应用场景去检验创新产品的市场价值，以及出台更多的空间政策去扶持市场化的、自下而上的科技创新路径。
三是要重视城市的包容性发展对规划管理方式的影响。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客观上要求进一步释放各生产要素的活力，在转型过渡期需对城市新出现的功能业态和建设方式等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让城市规划的管理风格更有几分“松弛感”。与此同时，规划的另一大作用仍是坚守公众利益，坚持发展健康的、符合规律的城市经济社会结构，切不能急功近利地为了“新质”而驱逐“旧质”，要保持人民城市应有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