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更新行动将从“有序推进”进入“稳步实施”的新阶段，随着更新领域和更新规模的扩大，在传统政府收储模式基础上，必须切换动力机制，调动激发市场力量参与更新以分担财政压力。但无论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城市更新活动要长期可持续，就要遵循基本的经济规律，即城市更新后预期总收益（U）/价值（V）>现状价值/归集成本（V0）+更新过程成本（C）。
当前形势下城市更新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可以从上述公式中得到解释：其一，在预期收益端（U），房地产市场从快周转、高增长转向更加关注品质、增存并举的新发展阶段，从开发模式逐步转向经营模式，地价房价等市场预期日趋稳健；其二，现状价值/归集成本（V0）方面，随着房屋质量较差、平均容量较低、产权归集成本较少的地块逐步更新减少，未来的更新对象现状估值以及归集成本也更高；其三，更新过程成本（C）方面，更新活动中往往叠加各类公共性要求，实施主体实际承担的各类税、费、金及公益贡献等综合成本往往居高不下。
面对这一局面，一些地方政府以往偏好通过调高规划容量的方式来增加预期总收益，如城中村改造项目中频频出现的超高容积率，便是这种思路的直接体现。但规划工具的“优点”在于表面上看不产生直接成本，但实际成本却是长期性、弥散性的，广泛使用该工具会突破公共设施与市场自身的承受能力，显然不可持续。
因此重建城市更新的财务可持续，需要从不等式两端同时入手，开源节流，算好长远账、民心账、整体账。
首先算“长远账”，就是要全面考虑城市更新全生命周期可预期的收益，以时间换空间，并创新金融工具为相应的更新活动提供支持。
相比于传统增量型房地产开发，城市更新（尤其是涉及历史风貌保护）的操作周期相对漫长。更新主体不仅需要开展产权归集，在形成净地之前就发生大量补偿、并购成本，并且还要面临苛刻的物业长期自持要求。有很多更新项目，虽然全生命周期现金流贴现也可以覆盖总成本，传统金融工具（如开发贷）又无法匹配此类长周期的需求，此时需要通过金融产品创新，解决更新项目资金时间错配问题：一是通过开发性金融机构牵头提供铺底支持，引入银团，设计长周期、符合更新类项目现金流特征的组合贷款产品；二是在政策支持下重新搭建信用结构；三是创设城市更新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打开更新后的升值后的资产价值变现退出的通道。
其次算“民心账”，就是要充分体察、考虑不同居民的实际诉求，拿出多元化的解决方案，起到降低前期成本的目的。
当前，旧区改造及城中村项目中的原住民诉求日益多元化，而传统征收模式下，以现金、安置房为主的补偿模式相对单一，很难响应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结构、不同经济能力居民的差异化诉求，且成本居高不下。在项目推进中坚持全过程的公众参与，准确把握不同类型居民的差别化诉求，提供适配的补偿路径，才能真正减少推进阻力，加快实施进度，减少财务成本及直接现金补偿支出，降低未来物业去化压力。在近期瑞康里、澳门路等项目中，均引入这一思路，改变以往单一的全征收模式，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为居民提供了包括安置房、回租、回购等“菜单式”的选项；同时针对非居物业持有人，也推出了以房换房、以房换地等补偿办法，鼓励企业继续在本地长期运营。从实践效果看，比单一征收模式可以节省一定比例的前期成本，并且实施推进节奏更快，效果比较显著。
最后算“整体账”，就是要将视角从单一的实施主体扩展到社会整体，将政府财政与其他公共收益一并纳入考虑；从单个项目扩展到跨项目、跨区域、跨周期的项目包，关注整体平衡。
从既往项目经验看，城市更新项目对于提升城市品质、增进地方税收、提升就业等均有长期的正外部性作用，一些城市更新项目，从社会大账来看是经济可行的，但是站在实施主体的角度看经济评价却不可行，会在政府与实施主体之间出现“一赢一输”局面，影响更新主体积极性和项目可实施性。因此需要适当调节各方利益结构，力争做到双赢、多赢。政策设计上可以将这些外部性价值逐一整理，通过制度创新予以显性化表达。在科学度量公共公益贡献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在法律允许限度内相应地减少更新过程中收取的税费、出让金，以及出让金的补差、分期等缴纳方式等，允许将前期产权归集成本（经审计后）纳入地价抵扣项。针对产业园区类型的城市更新，政府与统筹更新主体之间可以就增量税收达成“分成协议”，通过专项基金等方式反哺城市更新等。
此外，一个地区的各类城市更新项目，可以建立“以丰补歉”的机制，通过设立更新基金池等方式，实现跨项目、跨区域、跨周期的整体动态平衡。